万宝视野

先看官方近日的三则消息：（一）山西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决定》，其内容是鼓励公务员离职带薪到民企就业，保留人事关系5年，期间要求回原单位工作的，由原单位安排工作。（二）辽宁省制定的《2004～2010年辽宁省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其内容也是公务员“下海”5年内可申请回原单位工作。（三）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民政府出台《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其内容是政府要把“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实行有偿使用，给予5年经营权有偿使用期。”并“按每车每年3，600元有偿使用出让金标准一次性交清1．8万元，逾期不交纳者，视为自动放弃经营权。” 一、二则消息基本相同，政府出台这样的政策，用政府的话讲：其目的是为有志“下海”的机关干部系上“安全带”。出台这样的政策，对“下海”的官员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利好政策，对他们来说既没有后顾之忧，又有可能踏入“少数人致富”的行列之中，何乐而不为，这跟天上掉馅饼又有什么区别呢？拿着纳税人的钱，不干纳税钱的事情，这种不干工作照拿工资，这种好事恐怕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这大概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吧。另外还要再到企业去抢工人或打工的饭碗。本来官员在中国这个社会就占据强大的优势，他们活动的空间，远远超过普通人的范围，是一群典型的强势群体，政府对其不加强约束倒也罢了，反而出台有利措施保护官员不应该保护的利益。官员“下海”经商会不会出现寻租现象，会不会出现“名正言顺”的官商不分及官商勾结的后果。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明，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形态，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尽管政府强调以人为本，但执行起来却往往是以官为本。官员们如此这般的“下海”，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收发自如，好不快哉！难以想象的是，地方政府竟然还冠冕堂皇的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将有限的社会优质资源任由官员们予取予求，恣意妄为！可见中国社会中的官员们在谋取官僚利益时，是如此的名正言顺，如此的心安理得，如此的肆无忌惮！ 第三则消息所报道的政府制定的政策内容，简直可以说是政府在以国家的名义对普通工人进行公然的掠夺。不是吗？出租司机本来在运营过程当中，就已经向国家交纳了各种税款，政府你有什么权力再让出租车司机“按每车每年3600元有偿使用”，并且一次性交清5年的有偿使用费——即“出让金标准一次性交清1．8...

无论是从近日或近期受到审判的大贪官成克杰、胡长清的贿赂案，还是前几年受到审判的大贪官陈希同、欧阳德等人的腐败案来看，这些浮出水面的大贪官差不多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各个不仅达到一手抓高官、一手抓金钱与美女两手硬的水平，而且每个人都有悠久的涉案历史记录，有的长达10多年，短的也有5年左右的时间。然而奇怪的是，这些中共高层的官员愈是腐败猖獗的时候，官反而生得愈快愈高。对这一现象，不妨从中共的简单报导中浏览一下这些贪官的致富史中的冰山一角，恐怕不难说明这一切。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在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时，就开始从1994年初到1998年初利用其职权便利，单独或与情妇李萍共同收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元，随后便一帆风顺地进入具有监督职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机构，并荣升为副委员长。 胡长清1985年在湖南省某单位办公室任主任时，就并非老实正派，就有搞情妇倒卖钢材等违法乱纪的记录，在95年任省长助理期间，在每月完成受贿达25万元的指标后，就被选为江西省副省长，为以后的巨贪铺平了道路。 陈希同在1988年任北京市长时，不仅其子凭借其权力非法大搞房地产生意，并存在着大肆挥霍公款等种种劣迹现象，而且自身也常常是干着藏污纳妾等种种腐败勾当，更不用说参与制造镇压北京学生及市民要求反腐败运动的罪行。正是这个腐败透顶及参与制造“6．4”流血事件并为各路腐败豪杰打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路的始作俑者之一的屠夫，不仅没有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及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反而却名正言顺的高升为北京市委书记、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从而为其更目无法纪、肆无忌惮地鲸吞国家财产打开了方便之门。 欧阳德这个曾有过拒腐蚀，永不沾美誉之称的广东省东莞市委书记，在中共当局暴力镇压旨在要求反腐败的运动之后，就和大多数的贪官一样就利用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方面纵容子女在其保护伞下为所欲为干着巧取豪夺谋取暴利的勾当，另一方面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能舒适地颐养天年的好去处而不择手段制造抓紧多捞的政绩。身为市委书记的他，为了尽快满足那添不满的欲壑，甚至宣称要把中纪委的牌子从市委大院门口摘下来，就是这样一个把东莞市搞得乌烟瘴气的人民公仆，竟然在1994年进入省人大机构，荣升为省人大主任。 尽管这些贪官们在他们每一次高升前，他们的种种恶行在社会上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被国人大...

刘霞失联近月仍踪杳　支联会发起贴海报寻人 中国知名政治犯狱中患脑瘤情况危急 冷万宝：刍议“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两面性 江泽民在会见西方政府首脑或出访西方民主国家时，经常好讲“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之类的话。这次访美，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也不忘重复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咋听起来，江泽民肚量简直就跟他的“宰相”肚子似的，给人一种能撑船的感觉：多象一个开明的君主啊，是那样的宽宏大量，能容忍不同于自己或他自己国家所认为的价值观点或现象。果真如此吗？ 在对待西方社会，江泽民所说的“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之类的话，笔者认为，江泽民说这话的本意，并不是出于自己那“宰相”的肚子，真心想要撑一撑西方社会价值观念这只船，容忍西方社会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的存在，这本身与中共信仰的“解放全人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而是希望西方社会能容忍中共认可的具有“特色国情”的价值观念。言外之意，就是希望西方社会高抬贵手放其践踏人权一马，并能与“江核心”所主宰的国家“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也许有一些“大侠”会认为笔者是以小人之心度“宰相”之肚子，并认为江泽民对西方社会所说的“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话，就是“掏心窝”的话，是对西方社会“扩大民主”，容忍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的存在，决不是低三下四求西方社会不要拿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具有“特色国情”的中国。 就算江泽民对西方社会所言的“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话，是出于真心。但笔者还是对江泽民所言的“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话持有异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江泽民一方面在对外大张旗鼓的主张“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国内大肆进行党同伐异的行为。江泽民言行不一，难免给人一种耍两面派的感觉。 江泽民常常批评西方社会在人权方面搞双重批准，一个如此对“两面派”深恶痛绝的“君子”，却时不时的对“求同存异”玩起雕虫小技来，大搞“求同存异”的双重标准来。君不见，江泽民在“窗外”常常吹起“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高调喇叭时，在“窗里”却不断的挥起“鬼头大刀”把不同于自己的政见“扼杀在萌芽之中”。其实江泽民如日中天的政治资本，可以说就是建立在封杀自己认为有问题的《世界经济导报》的基础之上的。也许在他感觉到残酷打击不同于自己观点或思想的人，不仅能获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而且还能有“大红灯笼...

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82053 狱中手记·目录 “流放” “见面礼” 强行“洗脑” 一张让历史满意的答卷 镇压 超强度的劳动 抗暴自救 再遭镇压 迫害依然在延续 医疗方面 伙食方面 有关刑事犯的人权状况 有关部分政治犯家属的一些情况 并非结束语…… “流放” 冷万宝 今天，我象平时一样被强迫坐在冰凉的铺板上，遭受周而复始的体罚时。监道里传来喊声：“冷万宝，打行李。”我知道喊这连我都要忘记的名字时，对我意味着将要离开囚禁我22个月零10天的不见天日的非人道的监牢里。牢房的铁门“吱呀呀”发出铁锈般的声音打开了。我试图抱着行李走出牢房。但我没有抱动行李，由于长期的缺少任何有助于身体的活动的关押，我的身体已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左腿肌肉明显畏缩，左腿不仅无力支撑着身体，而且成了身体的负担。好在喊我出去的警察，可能是出于对我们的遭遇有些同情的原故吧，喊来一个留在看守所服刑的刑事犯来帮我拿行李。走出牢门，穿过一段幽暗的长长的监道，来到了看守所院内。 这一天是1991年4月19日早晨7点左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长春市铁北看守所。 4月中旬的末尾，按季节来说是春天，但我却感觉不出来一点春天的气息。低沉的天空，充满了灰蒙蒙黄乎乎的色彩，冷风带着一股酸腐的气味夹着尘土在我的周围肆虐，并不断的侵袭我的身体。在冷飕飕的风中，我不由的打了一个冷颤，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已到了弱不禁风的程度了。孱弱的身体在走到院内的过程中不断的踉跄，我知道我身体的能量差不多在为的无情的岁月里被挥霍得精光，而能够补充身体能量的来源，又被一只带有血腥气味的野蛮的铁手给截断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挣扎着走出了虎口挪出了监牢。然而这以前的一切和我们以后所发生的遭遇来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我被带到看守所院内，院内已停放两辆吉普车。在车的周围站着几名穿着囚服的人，另外还有几名著装的警察和几名穿便服的人。我被带到几名穿囚服的人跟前，其中有1个人认识我，他向我介绍：“我叫李杰。”一提名字，我就知道此人是谁了。李杰在1989年5月间因印发《民主之声》刊物遭到逮捕，并被判刑5年。李杰把我介绍给另外几个穿囚服的人之后，然后向我介绍另外几个穿囚服的人。有两个是来自北京的，1名是被当局通缉的第3号人物──学生领袖并被称为秦城铁血汉的刘刚。另1名是...

 转载于《民主中国》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45659    作者: 冷万宝    苦难与迫害丝毫没有改变陈子明先生的民主信念，这一点无论从他在狱中的表现，还是身患重病在家牢里，他始终关注着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不顾束缚在身上的政治枷锁及病魔的折磨，撰写了大量对中国政治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病以及民主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刻思考的文章，陈子明先生所思考的问题就是正常的健康人都难以做到的事情，但身患重病的他做到了。陈子明先生所做的一切虽然遭到官方的残酷打压，但有良知的人士及历史不会遗忘他为了国家所做出的贡献。尊敬的中国民主先生陈子明走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在这块土地上虽然还未取得成功，中国的自由民主之路也许还有一段很长的里程，但我相信陈子明先生在天之灵总有一天会看到自由民主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盛开，而且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远，因为渴望自由民主不仅是人的天性，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所以，任何邪恶的政治势力企图阻挡自由民主的大潮最终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几天前还在网上看了由秦晖先生撰写的有关陈子明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民主实践者，自由思想家——粗读《陈子明文集》”，秦晖先生在文章介绍了很多有关陈子明先生在中国民主运动过程所做出的贡献。然而几天后的今天——2014年10月21日下午，却惊悉陈子明先生逝世的消息，听到这样的噩耗难免身不由己的在心里产生无限的悲痛与忧伤，并感慨万千，不由得发出诘问：为什么在这块土地上真正为促进这个国家实现民主、自由、公正等目标而不惜自己的青春热血及宝贵生命的人，不仅却难以受到公正的人道的对待，而且还常常因怀揣理想寸步难行、无立锥之地以及锒铛入狱处于非人的境遇之中，甚至是英年早逝？而那些制造罪恶的满脑肥肠的人，却在大腹便便地疯狂地享受着用鲜血烹制成的盛宴中垂死挣扎，并沉迷在穷奢极欲、声色犬马、荒淫无度的肆无忌惮的腐败之中，而不顾社会贫富差距有多大及无视多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    陈子明先生走了，我和先生交往仅仅是我出狱之后几年里，在春节期间彼此有过几次邮寄新年祝福及鼓励的明信片而已，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先生的敬重。 ...

                                  冷万宝        对于不诚实人说的话，老百姓会说他是“瞪眼说瞎话”。如果用“瞪眼说瞎话”来评价有些媒体的话，笔者认为是最好比喻和讽刺。本来吗，中国普通的老百姓背负着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难以承受的沉重费用和经受种种惊天冤案及严重缺乏社会安全感的同时，媒体却天天不断的宣传中国达到了盛世的状态，对媒体这种无视普通百姓艰难困苦及凄惨的生活状态，而好大喜功的现象，似乎很难找到比这通俗的话语对其进行评价了。        普通百姓的朴素的话，虽然能反映出这些媒体的特色和生活的现象。但笔者认为还是透过社会的真相，才能更好的说明宣传媒体谎话背后的真实。揭出真相并不是简单的展示，重要的是希望引起官方重视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社会治安——让居民缺乏安全感的话题        一个社会治安的优劣，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也是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全感问题。尽管官方的舆论大张旗鼓的宣传中国已经达到了盛世的状态，但看看大多数居民的窗户所安装的铁栅栏及房门外又安装的厚厚的金属防盗门，就能感觉到这个社会是不让人放心的社会。据官方媒体报道，“作为民间调查机构的零点公司对社会治安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得出的结论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直到2003年以前，我国公众社会治安安全感一直呈下降态势。2003年后有回升，但从2004年又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在这个10多年的时间里，城乡居民安全感只有一年是回升的。        中国社会治安状况不仅从居民的安全感连续几年下降趋势反映出来，而且从一个警察所讲的话中更好的反映出社会治安的现状，他是这样说的：“早上出门到现在，就吃了这么一顿饭。现在几乎每天都在‘严打’，可犯罪分子还是那么多。”用中国人...

        ──简略回顾组建中国民主党东北三省筹委会冷万宝        6月2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7年前的这一天，浙江省民运人士王有才等人率先冲击党禁，向中共政府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并向世人宣布中国公民有权组建政党。他们的义举影响了中国众多的省市，并掀起了全国各省市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浪潮。        我们吉林省的民运人士获此消息后，便展开了筹建本省民主党的工作。一直重视组织工作的唐元隽，随后去全国各地与那里民运人士沟通并吸取组党经验，我们都主张在组建政党的过程当中，使用统一的党的名称和章程。本来我们准备成立一个“人权促进会”，而且在97年给江泽民的公开信中，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个想法，随后并且起草了申请书和章程。后来因考虑到98年夏季中国各地出现洪灾，而没有递交给民政部门。但我们一方面不想放弃成立“人权促进会”的打算（我们在98年8月向民政部门递交了申请书和章程及个人简历），另一方面则积极参与筹建中国民主党本省组织。        但不久后听到了中共镇压中国民主党的消息。在浙江省率先举起中国民主党义旗的王有才等人在7月10日被中共当局所逮捕。然而中共的恐怖镇压，并没有吓坏了组党人士。全国众多的民运人士一方面呼吁中共当局释放依据宪法组党的人士，另一方面仍然组建各地的中国民主党。随着山东、湖北等省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之后，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为了扩大组党的影响，东北三省的民运人士决定联合起来成立中国民主党东三省筹备委员会。我在和辽宁省的王文江通电话时说：“联合起来组党一方面是扩大组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不要太乐观，必须考虑组党之后所出现的各种后果。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建议每省由一个人出面申请组党，即使出现问题，损失也不会太严重。一个敢对学生、民众动用坦克和机枪的政府，是不能对它抱有太多的幻想的。所以，我希望在组党方面不要投入太多的人员，保存实力前赴后继。”        同时在外奔走的唐元隽及辽宁省民运人士王泽臣，不时地打电话提出建议和了解组党的进程。唐对组织活动有经验。他在80...

                            冷万宝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北岛的诗让我想起了两种人的人格或品格来。        最近媒体报道一个见义勇为的人为了不拖累亲朋好友，从医院的19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25岁的年轻生命。他本来有自己正常的生活，但由于见义勇为留下难以忍受的病痛，更由于无法支付高昂的医疗药费，他便“视死如归”“义无返顾”的离开了属于他的生活和亲朋好友，他的名字叫韦兆安。        2003年12月27日，在珠海市有一个女教师的提包被劫走，韦兆安在追赶劫匪时，被刺数刀，流血不止，被送进了医院。英雄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而且在2004年7月，他还曾经被珠海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贯彻落实见义勇为条例大会”，隆重的树立为英雄，市领导亲自为他颁发证书。面对着荣誉和鲜花，韦兆安没有受宠若惊，没有趁机的捞点什么资本，至少弄个名利双收享受一下，而他却选择了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的生活。他把住院时所有帮助过的人，都记录下来，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来回报那些真诚善良的人。但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对他这个普通人来说是个奢望，见义勇为留下的伤，始终在折磨着他，他的每一天都在病痛中煎熬着。为了不拖累他人，韦兆安向自己工作的单位提出了辞职。英雄对一个单位来讲，那是无形资本，是单位形象的代言人，单位当然不希望英雄离开。但英雄没有那么伟大的眼光，只是不想让自己带病的身躯影响工作，因此一意孤行的辞职远去。他带着荣誉证书和曾报道过他英雄事迹的报纸回到了广西的家乡，但他将自己曾经的光荣默默地藏了起来。直到他死后，家里人才知道他是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        当英雄面对着家徒四壁，面对着穷困潦倒的家人，面对着家中多人的疾病缠身，面对着自己那痛苦不堪的身体，再面对着高昂的医疗药费，他选择了不给家里生活雪上加霜、不拖累亲朋好友的做法，在2005年8月4日从...

冷万宝《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产生恐怖的根源》                ——有感于少女高莺莺之死                                       冷万宝        由于笔者遭遇野蛮及暴力拆迁的日子长达2个月之久，导致对外界的信息获知甚少。如今能抽身了解外界时，但没有想到的是，笔者身处2个月的恐怖生活的阴影还没有完全在心理摆脱的时候，就又看到一个无辜的少女之死所带来的恐怖生活出现在人们生活的社会之中，这就是一个18岁的宾馆服务员高莺莺，因奋力反抗某人强奸，而被人从宾馆9层楼的窗户扔出摔死的惨案。        少女之死的惨案发生在4年前，然而可悲的是，从案发到至今，案件真相并没有大白于天下。尽管死者有“喉部有被掐的手印，手腕有黑紫色勒痕，上衣纽扣少了好几粒，有一粒纽扣居然还扣错了，裤子拉链也没有拉上”及家属保留的少女的“白色内裤上检出精斑”等证据。在种种有明显证据说明少女是被杀的情况下，但还是被官方定性为“自杀”，而且为了维持这一定性，官方不惜大动干戈使用各种手段及动用大批警察及武警来“捍卫”官方的正确性。        官方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少女的惨案，不但不去破案，反而不择手段的掩盖案件的真相，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造成少女之死，与一个本市的重要官员有直接的原因，少女高莺莺出事前5天，曾回过一次家，她对父母说，有位市领导老盯着她，要请她吃饭，被她拒绝了。少女维护尊严的做法，显然引发了为所欲为的官员的震怒，否则的话，少女在5天后的晚上的惨案就不会发生。虽然少女死前并没有向家里人说明“盯着”她的“市领导”是谁，但如果仅仅从能动用大批警察，尤其是动用武警采取抢夺尸体，强迫火化这一强制措施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只有市委书记才有这个权力，而这个市的市委书记就是湖北省襄...

     冷万宝《我的 1989年 》 上、声援学生爱国运动        今年是1989年那场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伟大民主运动被中共当局血腥镇压后的15周年。        那是一个充满自由、充满希望、充满光明的短暂时光，同时那也是人类史上最独裁、最绝望、最黑暗的漫长岁月。        1989年春天，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对自由的渴望，对民主的希望，对光明的追求，是那时的我──一个年轻人最憧憬的梦想。而这个多年来在“民主沙龙”（“民主沙龙”是唐元隽在80年代初发起的，前后有几十人参加，主要关心和探讨国家所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走向）曾经畅谈及编织的政治梦想，一旦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展现出她美丽的蓓蕾之时，激动、兴奋与冲动的情感，几乎在我的血液里不停的涌动。被奴役几千年的中国人民，真的将会在自己生长和生活的土地上挣脱精神上的枷锁及专制独裁者的宗法羁绊？国家将会真正的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吗？        在北京天安门爆发的民主运动，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并得到了千千万万的学生与民众的响应和支持。4月下旬，在吉林长春，我与朋友们多次去街里观看主要由学生组织的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游行，并为学生能够行使宪法所赋予言论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所感动、所鼓舞。但无论是北京学生的游行、静坐及单纯的善意的请愿，还是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不仅都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善待，相反却专横跋扈的炮制出诬陷学生爱国行动是“动乱”的“4．26”社论。        当时，我们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包括当时改革派控制的官方的媒体报道──中共统治下的一次昙花一现的新闻自由。我们了解到：青年学生对中共当局这种无视、践踏宪法的行为及长时间对自己的良好意愿采取冷漠、麻木、冷血的态度的状态下，被迫无奈的走向绝食的道路，并以此想唤醒政府官员的人性回归及承当起对国家负责的重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善良及天真的学生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在忍受著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