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万宝：狱中手记（1）“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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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手记·目录

“流放”
“见面礼”
强行“洗脑”
一张让历史满意的答卷
镇压
超强度的劳动
抗暴自救
再遭镇压
迫害依然在延续
医疗方面
伙食方面
有关刑事犯的人权状况
有关部分政治犯家属的一些情况
并非结束语……

“流放”

冷万宝

今天，我象平时一样被强迫坐在冰凉的铺板上，遭受周而复始的体罚时。监道里传来喊声：“冷万宝，打行李。”我知道喊这连我都要忘记的名字时，对我意味着将要离开囚禁我22个月零10天的不见天日的非人道的监牢里。牢房的铁门“吱呀呀”发出铁锈般的声音打开了。我试图抱着行李走出牢房。但我没有抱动行李，由于长期的缺少任何有助于身体的活动的关押，我的身体已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左腿肌肉明显畏缩，左腿不仅无力支撑着身体，而且成了身体的负担。好在喊我出去的警察，可能是出于对我们的遭遇有些同情的原故吧，喊来一个留在看守所服刑的刑事犯来帮我拿行李。走出牢门，穿过一段幽暗的长长的监道，来到了看守所院内。

这一天是1991年4月19日早晨7点左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长春市铁北看守所。

4月中旬的末尾，按季节来说是春天，但我却感觉不出来一点春天的气息。低沉的天空，充满了灰蒙蒙黄乎乎的色彩，冷风带着一股酸腐的气味夹着尘土在我的周围肆虐，并不断的侵袭我的身体。在冷飕飕的风中，我不由的打了一个冷颤，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已到了弱不禁风的程度了。孱弱的身体在走到院内的过程中不断的踉跄，我知道我身体的能量差不多在为的无情的岁月里被挥霍得精光，而能够补充身体能量的来源，又被一只带有血腥气味的野蛮的铁手给截断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挣扎着走出了虎口挪出了监牢。然而这以前的一切和我们以后所发生的遭遇来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我被带到看守所院内，院内已停放两辆吉普车。在车的周围站着几名穿着囚服的人，另外还有几名著装的警察和几名穿便服的人。我被带到几名穿囚服的人跟前，其中有1个人认识我，他向我介绍：“我叫李杰。”一提名字，我就知道此人是谁了。李杰在1989年5月间因印发《民主之声》刊物遭到逮捕，并被判刑5年。李杰把我介绍给另外几个穿囚服的人之后，然后向我介绍另外几个穿囚服的人。有两个是来自北京的，1名是被当局通缉的第3号人物──学生领袖并被称为秦城铁血汉的刘刚。另1名是当局通缉的19号人物──学生领袖张铭。另外3名是来自吉林市因结社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同盟》而遭判刑5年的安福兴、判刑3年的李静娥，和来自通化市的因反对政府暴力镇压学生运动而判刑4年的司伟。

我问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李杰告诉我：“是从长监来的。”“我说：”我以为，我是被送往长春监狱。既然你们是从那里来的，那我们肯定是要送到别的什么方去了。“

这时李维、唐元隽、梁立维背着何振春（一个下肢全部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他在89年由于参加学潮游行并喊了几句口号，而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刑5年。）相继从牢里步路艰难地走出来。在当时，我以为送到本地某个偏僻的地方去（如白城地区的镇赉劳改营），并没有想到被“流放”到千里迢迢之外的外省某个偏僻的山区劳改营。没有这种想法，只是说明本人对当局认识的还不够彻底。世人皆知搞“流放”是不得人心的的事情，也是不人道的做法。当然，如果当局是得人心的、是人道的，北京就不会发生大屠杀，我们这些因行使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人，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东北4月中旬的尾声，依然是寒气逼人。暴虐的风不停地从政治犯的身上掠过，似乎要掠夺这些人身上仅有的一点与当权者不相容的思想，然而可怜暴虐的风，那里会想到思想一旦在人的头脑中形成，不仅是掠夺不走的，而且也是消灭不掉的。那些一相情愿地认为思想是可以扼杀在萌芽之中的“天才”们，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掘坟墓罢了。

此时的天，仍是昏沉沉的，没有明净的感觉。冷风不停地刮，不时地掠过人们苍白的面庞。不时地把政治犯单薄的衣角掠起。当我们这些政治犯都被集到一起的时间不长的时候，便把我们11名政治犯塞进狭窄的吉普车里，顷刻间我们成了沙丁鱼。在上车的过程中，每两名政治犯被扣上一副手扣，我们刚刚上车，车门就“啪”的一声被关上了，并被上了锁，车厢内两边有两个不大的带有铁条的窗眼，算是通气口。

车开始启动，然后缓慢地驶向看守所的大黑漆铁门，铁门慢慢地打开。在看守所的大门外，我一眼望到了李维的母亲韩凤兰伫立在冷风之中，向车望来，望着被风吹得零乱的李维的母亲。我的心理顿时涌出凄楚而又苦涩的感觉，作为60多岁的母亲，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老人，本应享受平静、安稳、愉快的生活，然而这简简单单的要求，由于当局的专横霸道，不仅化为泡影，反而却别无选择地过着为李维四处奔波，而又苦苦期盼的生活。囚车开出了看守所大门，李维的母亲依然站在冷飕飕的风中。

囚车一开出看守所的大门，便拉响警笛风驰电掣地驶向我们都不知道要去的地方。囚车在刺耳的警笛的牵引下，在公路上疯狂奔驰。

在囚车飞驶的时候，坐在囚车内的政治犯，由于长期关押在空间非常有限的牢房里，并且身体又长时期的得不到活动的原因。很多人的身体都经不起囚车的颠簸，出现了晕车的现象。尤其从北京送到吉林省长春市监狱、从长春市监狱送到别的监狱去的张铭，已经不是停留在晕车的程度上，而是在不断地呕吐，呕吐得脸色苍白，周身无力。张铭在1989年学潮期间是北京高自联主要成员之一，89年“六四”之后遭到逮捕，在91年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刑3年，他高高的个头，充满灵气的大眼睛，嘴总是微微地张开，象是不甘忍受沉默而给人一种随时要呐喊的感觉。“张铭，用这个漱漱口。”刘刚把从长监带来的一瓶饮料地给张铭。在外省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北京有王丹、吾尔开希、柴铃等一些知名的学生领袖。对于刘刚的名字，除了在通缉令上知道以外，我对刘刚的情况了解的很少，但从通缉令的排名来看，刘刚在这次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定是举足轻重的，否则当局不会以颠覆政权罪对刘刚大动肝火，显然刘刚的存在，已经让当局感到头疼。

囚车在刺耳的警笛的笼罩下，在公路上狂奔。路两旁的白杨树也许是在沉重的底矮的天空的重压下，大多数的白杨树长的矮矮的歪歪扭扭的，只有很少挺拔高耸的白杨树伫立在寒风中。“哟”，是唐元隽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腿，一抬头，头就碰到囚车的棚上：“我还没有站起来，就把头撞了。”我说：“要想站起来，先把车棚拆了。”“与其说是拆车棚，还不如拆天棚，”刘把话接过来：“治标不治本，人的脑袋躲过车棚，却躲不过天棚。”

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囚车驶进了辽宁省沈阳市大北监狱。在我们刚刚下车之后，一名警察指着梁立维身上背着的何振春问：“他怎么回事？”梁立维说：“他下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妈了个X，瘫痪不在家里好好的呆着，还他妈的闹事。把他扔在地上，让他自己爬着走。”梁立维没有理睬那个破口大骂的警察。“我他妈的，跟你说话，你没有听见。”警察说到这里，上来踹了梁立维一脚。

下车之后，我们一行11名政治犯去所谓的身体检查，每一个人边透视带询问都不超过1分钟，身体就检查完毕。然后被带到一个二层楼中的走廊里，由几名刑事犯点名，点到谁，谁就跟刑事犯人走。在被送到监号之后，全身和行李遭到号内的刑事犯人的搜身和检查。搜身和检查结束后，把我的牙膏、肥皂、手纸、餐具等一些日用品被他们集中起来，说是充“公”。随后我便在大铺上开始坐板。坐板这种体罚，看样子在中国的监狱里是“必修课”。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