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唐元隽的出逃，说句心里话，伤感大于高兴。一个如此热爱自己国家、希望社会能良性健康发展，并努力为之奋斗的人，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竟然没有他立锥之地，落得一个被迫出逃的结果。这难道仅仅是唐元隽个人的不幸与悲哀？答案是否定的，唐元隽现象，那不过是生活在大陆上的人的一个缩影。
八十年代，在东北吉林。我们作为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怀着一颗单纯的心灵，通过“民主沙龙”的形式，关注国家命运和探讨起社会问题来，其目的仅仅是不想再一次生活在只有一个“伟大的悲剧导演”所设计的万马齐喑及惨无人道的环境之中，希望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和社会，也能远离专制制度、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朝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然而不幸与悲哀的是，赤子拳拳报国之心不仅没有得到国家的关心与爱护及鼓励，反而在89年我们因行使宪法权利组织几次产业工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运动，遭到中共当局残酷的镇压，以“反革命罪”，逮捕我们在“民主沙龙”经常聚会中的20多人，最终有5人被判刑，其中唐元隽刑期最重达20年。政治犯在监狱饱受电棍、手铐、脚镣、拳打脚踢、小号关押、各种各样体罚等等非人性的折磨，每个人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
我们获得释放后，并没有因为结束监狱囚禁的生活，而获得人身最基本的自由。得到的是：活动范围以家为半径不准超过50米远距离：天天去派出所汇报每一天个人的活动情况、每月必须写不少于500字的思想汇报；所谓敏感时期不是被软禁起来，就是被监视居住或被跟踪（即使住院动手术时，也不例外），而且还常常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一段时间；警察经常不断到家里进行骚扰或恐吓，三番五次来抄家并抢走多台电脑、传真机等个人私有物品。过去是一个人蹲监坐狱，而释放之后，家里几乎变成了监狱，父母经常担心儿子再次入狱，常常听到楼梯的脚步声，都会认为是警察抓人来了。由于父母长期也跟着我们生活在紧张、恐怖的生活之中，导致很多人的父亲或母亲患上严重疾病过早的去世：本人的父亲在我被判刑之后，很快患上脑血栓病，在看到我获释后，生活状态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后，病情加重，在去年10月在还不到70岁的时候，在悲愤及痛苦中离开人间。李维父亲，在1999年5月，遭抄家后，心脏病复发去世。梁立维父亲，在2001年9月，在不到60岁时，也是因警察去家里骚扰，气的心脏病复发身亡。何镇春母亲由于经常担心下肢瘫痪的儿子未来如何生活，在2000年患脑溢血死亡。董梦祥母亲也是患脑血病身亡。刘刚母亲，在其儿子入狱之后，在郁郁寡欢之中撒手人寰。我们的父母所患的病，从医学的角度而言，与长期生活在紧张、恐怖的环境之中，有直接的原因，而本人的母亲目前也患上了生活不能自理的脑血栓病。在中国，作为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在晚年能享有天伦之乐，看到子女平平安安，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小小的心愿，却成为异议人士父母的奢望。
我们这些被释放的人士，不仅在政治上继续遭受严重的迫害，而且在经济方面，也是对我们采取种种严厉的限制和措施，要求恢复工作被拒绝，其它单位又不敢接纳我们，外出打工谋生就会遭到警方扣押，遣送回来还要被关押。为媒体撰稿，稿费被官方皆留。更甚者，为置于异议人士生活处于穷困潦倒的窘境之中，在让我们无法获得生活来源的同时，有的家人也遭到株连，李维新婚妻子在报社单位里领不到工资，只能被迫失业，处于无工作状态之中。仅从这一点来看，就不难理解，异议人士为什么妻离子散的多。我们这些从狱中出来的人，家庭基本状况，是上有患病的退休老人，下有读书的孩子，在加上我们本人患有各种不同的严重疾病。由于经济原因，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父母公费医疗，在现在几乎是等于零），我们和家里人有病只能是硬挺，安福兴没有挺住导致英年早逝，这也是我们其中很多人的父亲或母亲早逝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我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所遭受到的双重迫害及所处的恶劣环境来看，就不难理解唐元隽以及在此之前逃亡的刘刚，为什么被迫选择流亡之路的原因了。而这一切所发生的结果，就是因为我们的良知不愿意在专制制度之中泯灭掉，不愿意助纣为虐或为虎作伥，所以在强盗逻辑的统制下，有良知的中国人只能生活在不幸与悲哀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状态之中，我们只能默默的祈祷：希望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再生活在不幸与悲哀之中，相信“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但我们又时常思考：这普通人民的最基本的目标，会从天上主动降临下来吗？
2002年10月20日于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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