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万宝
“农民苦，农民何时真做主？”这是一个由民选村官、后被非法罢官的青年农民所说的话。他叫高泽立。由于他对本地方官员所存在的腐败问题及废除农民自治选举产生的村干部的做法不满，多次上访，而最终落得一个不公正的结果。我受托在此帮他把遭遇揭露出来，让世人了解他所在农村里的实况。
一、免去问题官，又换敛财官
高泽立家住黑龙江省五常市长山乡双寿村。这个村很长时间里，一直由邓小平所反对的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人当权。他父亲于1986年开始举报当时任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任。到1997年春他开始帮助父亲举报。9月份，五常市纪委做出撤消王任的决定。但乡党委拖延到1998年4月15日才执行。王任在位17年之久，党员只发展其亲属，结党营私，鱼肉百姓。
乡党委在撤消王任之后，又把他自己的亲属乡党委秘书黄彦生任命兼职村党支部书记。黄彦生是乡村众所周知的敛财大王。他敛财方式用一句成语就可以完全概括，那就是巧取豪夺。
国家有政策，为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制定了3到5年不交农业税的规定。但黄彦生另设荒地费，每年就在全乡收缴100多万元，而且一收就是10多年。1993年国家无偿投资给农民抗旱打井的资金，被强行收回。1999年12月他以生产队欠乡农机站款为由，向村里每户摊派50元钱，随后把钱转回乡党委。
让这类令村民憎恶的乡官来村里当土皇帝，哪能让村民感受到江泽民所鼓吹的“最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所能带来的温暖！
黄彦生新官上任，首先做的是：用农业税款奖给8个队的队长每人1,000元；村官坐运输车、客车赶集，由村集体掏钱，每人每年600元钱；村官入保险由村集体掏钱，每官每月110元；在得了“民心”的同时，也满足了“官愿”。在村官组成的过程当中，他用村长儿子孙会春当村委会主任，并不负前任的重托，把被免职的王任的亲信姜中文，安排当会计掌管财权。由于在农村家族势力的影响及裙带关系的作用，即使有的人乌纱帽被摘掉，他在村官的去留及村里的决策方面，仍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现象不知道与上层退下来的人总是想要发挥余热、或是后上去的总是想要坚持前人的思想、或高举前人的旗帜的作风，是否一脉相传。
二、书记竞选村官遭败北，民选村官为民行路难
2000年的东北某地刮起一阵“海选”风，农民根据《农村基层组织法》之规定，通过自治选举，产生不属于行政官员级别的村干部。黄彦生为了进一步掌控村里的大权，也自告奋勇地参加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活动。但由于他过去的劣行昭昭，农民送给他一个最好的礼物──让他败北！村民拥护长期为村民请愿、向农民宣传保护农民利益政策和法规的高泽立，并让他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
高泽立一当选，马上行动起来，践行他在竞选中“减轻村民不合理负担，维护村民合法权益”的承诺。他建议选村民代表，建立“村民民主议事会”和“村民民主理财小组”，要求把8个队长缩编为4个，并取消他们因私赶集的所谓补贴及集体掏钱他们保险的待遇。然而，这些维护村民最基本权益的建议和要求，就连村民自治选举产生的村委会都没有通过。因为，尽管高泽立获得村民信任而当选村委会主任，其他当选的村委会成员，表面上虽是村民“自治”产生的，其实却几乎都是由村里家族势力的影响及裙带关系的产物。
初次维权的失败，并没有让民选村官高泽立灰心。他又把矛头对准了侵犯村民权益的乡市级领导干部，要求乡领导归还重复缴交的换新户口本的10元钱（全村共7,000多元），要求归还以换电表名义每户多收的35元钱（全村共24,500多元）。集资建长山乡中学校楼工程款，合同规定以180万元完成建校。但完工结算是400多万元钱，而且还是豆腐渣工程，第二年就维修。他要求乡领导向全乡村民说明。他要求市领导归还向农民多收的农用手扶拖拉机牌照费每台282元钱（实际100元钱）等不应该收取的各种费用，并希望领导干部执行国家有关
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
然而，在腐败盛行的中国社会，真正民选村官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捅了马蜂窝。高泽立维护农民权益的最基本要求，不但没有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他自己反而在2001年1月6日被乡长李树成用口头形式停职，并且不准村财务发给他2000年工资。随后，高泽立多次到五常市、哈尔滨市上访反映领导干部侵犯村民合法权益的所作所为及自己的遭遇，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有的信访处连笔录都不作。
农民维权的艰辛与失败，必然导致农民的更加贫困与无助。现如今，双寿村人口3,000多人，村民欠集体160多万元（包括利息），村集体欠外债50多万元。但各种苛捐杂税及摊派并没有因村民的贫困而停止收取和掠夺。
（2002年4月18日于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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