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万宝
《中国农民调查》书中描述了这么一个普通农妇被诬陷后所引发的事件：一农妇因反对重复上缴“地基税”，被村干部、警察诬陷为“抗税罪”，并遭村殴打、抄家。村民路见不平与干部说理，却又被诬陷“绑架干部罪”。随后，上级派来大量武警、警察，荷枪实弹把村子围住，然后不分男女老幼──即不管是70多岁老人、还是3岁的孩子共抓走52人，而村子一共只有100多人。用作者的话讲：这种行为与当年日本鬼子进村除了没有烧杀、没有说日本话之外，没有任何区别。
村干部及地方干部为什么胆大妄为、穷凶极恶地诬陷老百姓，并象日本鬼子那样对待老百姓？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我们一旦了解了中共的历史，也许就不难找出答案了。
由于篇幅所限，就不说中共建国前在江西苏区的“肃反”、延安“整风运动”等的种种诬陷案，而只谈建国后所发生的诬陷案的冰山一角。
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整人”及诬陷人的时代。毛自从建国之后，基本上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了一场场政治运动。而每一场运动都有大量的无辜者遭到诬陷，不是被迫害致死，就是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57年的一场“阳谋”，50多万知识分子变成“牛鬼蛇神”。由于毛泽东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动摇、害怕他人的威信胜过自己，竟然为一己私利不顾国家安危、人民利益而发动一场人类浩劫──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工贼、大叛徒，诬陷元帅彭德怀领导一个阴谋推翻他的“军人俱乐部”，最后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更有甚者，就连在长征期间帮他获得领导权张闻天、王稼祥也被诬陷为“苏联间谍”等罪名，双双被害致死。至于普通人在那场运动之中遭到诬陷导致悲惨结局的，恐怕是很难统计的。
毛泽东把中国折腾得几乎濒临破产之后，就见马克思去了。不久，邓小平掌握了实权。这个自称是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建国前在江西苏区就被诬陷为“罗明路线”的跟随者，并丢了官职。在毛泽东时代又被诬陷为“走资本主义的当前派”，被下放到工厂进行改造。这个几度被整得惨兮兮的家伙，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产生诬陷的根本原因，反而在上台后不久，就把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反思的“民主墙运动”及一些为国家命运担忧、为国家前途着想的仁人义士诬陷为搞“反革命活动”者，并以“反革命罪”大肆逮捕并重判了相当多的有思想的民众。诬陷他人的人，必然是一个心胸狭小之人，邓小平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人。由于他参与了制造了57年“反右”运动，到死他也没有把“反右”改变定性。89年听说有人反对他独裁专权之时，他就暴跳如雷地诬陷这个“民主运动”是“动乱”、“暴乱”，并动用军队用坦克、机关枪制造了一场震惊寰宇的血案。本来多次遭受诬陷的邓小平可以在掌权之后汲取被诬陷教训，建立起防范免于被诬陷的制度。然而可悲的是，一个曾经受政治诬陷的无辜者走向了诬陷他人的专制者，历史在他的手中又再次回到了诬陷他人的时代。
89年及90年代是世界掀起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时代，同时也是邓小平镇压民主运动的血腥味还没有散尽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靠搞诬陷封杀《世界经济自由导报》小动作投机上台的所谓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不仅没有顺应世界的民主浪潮，反而依然走其前辈的诬陷之路，对参加89年民主运动的活动人士进行无情的政治诬陷及迫害，致使上千名无辜者遭到政治审判并被长期关押，遭受种种非人道的待遇。而且这种倒行逆施的现象，又持续不断地发生在继续为促进中国走向民主道路的异议人士及中国民主党成员的身上，并且大有有增无减的趋势，把刚刚显露端倪的反对派扼杀在摇篮之中。没有反对派存
在的国家，必然是一个诬陷猖獗的国家，即使是前党总书记赵紫阳，这个曾经在89年被诬陷为“分裂党”的人，至今也是无法获得人身自由。在中国，不管人们是否有什么政治倾向，只要当权者认为他们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地位或利益，哪怕是一群老头或老太太在一起强身健体，也要把他们诬陷为邪教组织。即使是检举贪污腐败案件的人，也要受到诬陷。前段时间刚从劳教所刑满释放的郭公允就是一个例子。
凡是凭借权力诬陷他人的，几乎都是由于阴暗的心理在做祟。他们唯恐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或想通过诬陷获得更大的利益，根本就不考虑，诬陷的危害会造成底下的后果：导致国家的信誉受损；法律的威严被践踏；正直的人失去应有的尊严；人与人之间不在互相信任；猜疑成了人交往的流行病；诚信威风扫地；社会文明道德一落千丈……
从中共三代领导人不断制造的诬陷记录所起到的“榜样”作用，就不难说明地方官员诬陷百姓那么猖獗的原因了。显然，诬陷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防不胜防的瘟疫。它随时随地侵袭人权，让任何一个人得人权得不到保障。诬陷这个瘟疫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秦桧用“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岳飞一案就是典型的之一。但这类典型比起中共所搞得诬陷，算是小巫见大巫。鲁迅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相斫史”。王亚南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贪污史”。依笔者之见，中国的历史也应该是一部诬陷史。
（2004年6月22日于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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