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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凯迪网页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33&ID=924448&page=1和QQ论坛网页http://best.longhoo.net/content.asp?id=40512等众多的网站上看到这样一组照片，画面虽然是静止的，但一组画面连起来看，画面就是动态的：一个女农民工在建筑工地爬上几十米高的吊塔上——下面是她的2个10岁左右的男孩，1个男孩1手握着2个馒头，另1只手举着几个香蕉仰头呼喊着妈妈——但塔上的女农民工好象对下面的事情没有什么反应，她从高高的塔上跳了下来，垂直的身体在半空中定格——然后是警察和医生围在坠地的女农民工的周围，最后是武警和医生等用担架抬着死者的遗体。画面没有出现那2个在风中哭泣的孩子。
看完这组照片之后，笔者的内心感到剧烈的震颤和疼痛，好几天每当闭上眼时，那组画面就出现在眼前，而且都能感觉到女农民工坠地时溅出的鲜血在四处流淌，很快眼睛就几乎被血红血红的画面遮住了。
人们在官方搭建的舞台上，平时能经常看到天空中飘扬写有“盛世”的鲜红的红旗，还能看到刷满朱红色的天安门威严的坐落在空中之外，人们是否还知道在这个粉饰的舞台的周围还有充满红色的画面——农民工的鲜血染成的一幅巨大的画面，在这画面的背后有谁知道这红色是由多少农民工的血和泪及遭到的各种歧视、不公正的待遇等等惨不忍睹的悲惨生活成分所组成的。
农民由于土地或者收入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或者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掠夺走等等原因，致使众多农民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据官方统计农民有1．2亿人成了农民工，尽管农民或农民工的存在，从现行的法律角度而言，无论是在法律地位上，还是在政治的意义上，应该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正如宪法所言：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然后事实上，中国的农民或农民工不仅没有享有其他人的权利，而且相反还不断的遭到的歧视，这种歧视不仅体现在户籍制度造成的不平等现象，而且更多的表现在农民在家要遭到各种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及各种荒唐的摊派，而进城的农民工更是遭受到种种非人的待遇，而本文主要就是论述农民工在城市的艰难生活及所遭受到的种种不公的待遇的现状几个断面，尽管论述的只是农民工悲惨生活的冰山一角，但还是希望能引起社会关注农民工那惨淡的生活境遇，希望农民工的生活状态能与宣传的小康社会及盛世国家能有所联系。
一、农民工的梦想总是被黑心老板拖欠工资的行为所碾碎
每到岁末年初来临之时，几乎也就是农民工梦想被黑心老板拖欠工资的行为所碾碎时。农民工付出辛勤的劳动，拿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血汗钱，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后这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中国对农民工而言似乎却成了一个奢侈品，农民工为了拿到属于自己的血汗钱，不得不还要付出劳动以外的血和泪及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方式来讨要。
农民工讨薪艰难的程度是常人很难想到的，不妨先看一些有关农民工讨薪的新闻报道：据12月19日《华夏时报》在2006年元旦到来之前，50多名从北京通州搬迁的建筑民工蜷缩在河北燕郊小张庄一个简陋的院落里。他们盼望着能够尽快领到劳累大半年之后应该获得的“辛苦钱”。然而几经周折之后，他们得到的仍然是寒风中无尽的期待。12月17日，一个寒冷的冬日，就在采访的记者临别时，50多条汉子呼啦啦跪倒在记者的面前。2005年12月6日，在辽宁大连市黄河路西安路交汇处附近，该市一建筑单位施工的近百名民工走在街头，向老板索要去年与今年打工的血汗钱，警方出动警力阻止了事态的继续发展。像这类农民工讨薪的事情可以说在此起彼伏，只是由于政府担心农民工这种合法的维权行为会引起连锁反应，影响所谓的社会的稳定。因此每当此类事情发生时，政府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出动警察“阻止了事态的继续发展”，如2005年10月16日的《新快报》报道，在广州有300讨薪人强堵106国道，惊动防暴警并马上出动制止。至于农民工以后是否能讨要到自己的血汗钱好象与警察没有关系，甚至当农民工遭遇黑心老板等人的毒打也是置若罔闻。据2005年11月4日的《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在11月2日，重庆籍包工头黄某和秦某唆使100多人，手中还都持有钢管等器械，当着110出勤警察殴打4名农民工，其中一名湖北籍工人被打成重伤。农民工被毒打的原因就是因为吴时权等20余位四川籍的农民工向包工头提出结算工资。
农民工集体上街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是想引起政府对农民工悲惨的处境进行关注，并希望政府出面制止老板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直接找老板讨薪遭到残忍的毒打，如今年1月25日，多名农民工在河南郑州市中孚紫东苑小区讨薪时，连续3次遭到手持钢管、砍刀的歹徒袭击，先后有7人被送往医院急救。又如8月3日晚，在北京海润大厦建筑工地门口讨要欠薪的30多个农民工，被8、9个凶徒就用消防枪、砍刀、棍棒等武器打伤了7个讨工钱的人，而农民工因讨薪遭到毒打的事件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而且有时是当着警察的面公然行凶，更有甚者竟然杀害讨薪的农民工，据宁夏当地媒体报道，今年以来仅惠农区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就发生多起刑事案件，9人在冲突中死亡。国家总理温家宝就曾经指示有关部门对农民工因讨薪而发生的严重的被伤害事件进行调查，但结果此类案件并没有有效得到遏制，农民工在讨薪过程当中还是发生屡屡被伤害的案件。
正是由于农民工因直接找老板讨薪常遭毒打，甚至有时是在警察面前发生，而集体上街的维权行动又常常受到警力的“阻止”，其结果讨薪问题还不一定得到解决的原故，所以现如今有更多的农民工常常采取极端的行为进行讨薪——即以生命作为代价，采取跳楼的方式向老板索要自己辛辛苦苦赚取的血汗钱，而这种跳楼讨薪的现象就像屡屡发生的矿难一样，成了中国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有的地方如黑龙江省某地1周竟然出现8次跳楼讨新事件。跳楼讨新事件，有时发生在1人身上，有时同时发生在几个人身上，甚至有时几十人同时这样做，更有甚者有的农民工抱着自己亲生的孩子跳楼讨薪，在今年6月2日，甘肃省女工张万巧做完承包商的工作之后，却拿不到工资，无法生活的母亲被迫“抱子跳楼讨薪”。无独有偶，在11月23日上午，山东烟台一名来自河南的民工为向天水沐浴城讨要装修工钱，竟怀抱自己8个月大的孩子站在一办公楼顶，并悬挂出“还我血汗钱……不给我要跳楼”条幅。是母亲或是父亲对亲生孩子的无情吗？显示是生活的艰辛和无奈及绝望所迫造成的。如此众多的跳楼讨薪的事件的发生，就使得一些无辜的农民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死于非命。而且还有众多的农民工因跳楼讨薪事件遭到警察的拘留。除农民工因跳楼讨薪造成死亡外，农民工采取其它讨薪方式而死亡的事件也是屡见不鲜，如哈尔滨市最近接连发生两起进城农民工因讨薪不成酿成的惨剧:湖北农民胡兴英向工头任某讨要4000元工钱未果，愤而将油漆泼向自己与工头后点燃，结果胡兴英经抢救无效死亡，工头任某被严重烧伤。就在胡兴英不幸死亡的第三天，从沈阳来哈尔滨市打工的曹庆也是因为自己与工友的工钱要不回来，一气之下把一瓶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点燃自焚(见9月23日新华网)，即使在北京也曾经出现农民工讨薪未果而采取的自焚事件。甚至有农民工讨薪未果出现集体服毒自杀的事件。黑心老板欠薪有时竟然黑到多名濒于死亡的农民工的身上，据新京报报道，6名患艾滋病的农民工10天前从河南来京讨薪，为讨要工资，他们中的一人曾在11月10日欲从六层楼跳下，此后他们三昼夜堵在欠款包工头家门口，但最终都无功而返。天气转冷，路费用尽，6名艾滋农民工的病情加重。
农民工直接讨薪或没有结果或遭毒打，上街维权又受警方阻止，跳楼及其它方式讨薪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有时还要遭到警察的拘留。农民工种种讨薪的无果及付出惨重代价的现象，难免不让一些农民工因讨薪走向更加极端的道路，曾经引起社会震动的王斌余讨薪未果杀4人重伤1人就是这样典型的案例。但像这类极端的案件并不少见，如《南方周末》所报道的阿星的案件和11月10日在吉林省长春“天地人人夜总会”所发生的1农民工因讨薪而造成2死2伤的案件及辽宁省刚刚审理完的“3农民工讨薪不成杀死老板”的案件。显然诸如此类的因讨薪而造成的案件，不应该仅仅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场场的悲剧，更应该看作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否则的话，此类案件只能是有增无减，并且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
从农民工被严重拖欠工资及讨薪的艰难的问题当中，不难发现，中国的法律在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方面是显得那样软弱无力，让国人震惊的王斌余讨薪杀人案发生之前，王曾经求助法院未果。事实上，法院有时即使判农民工讨薪胜诉，但结果仍然令人绝望。浙江省诸暨市的农民工卢万福在法院打赢被拖欠5年的工资官司，但结果判决成了一纸空文，无奈和绝望的夫妇把幼子丢在法院里。近日轰动媒体另一起案件也是如此，沈阳一些农民工拿着法院下达的判决书，却迟迟拿不到血汗钱。无奈之下，在街头以550万的价格出售款额为650余万的法院判决书。国家的法律得不到执行，这显然是法律的耻辱，也是国家的耻辱。
一个国家的法律尊严得不到维护，当然也与政府不作为有直接的关系，农民工被严重拖欠工资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天长地久的问题了。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农民被拖欠工资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涉及建筑施工企业的案件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70％。在中国建筑行业的背后很大程度上都存在的腐败问题，甚至政府工程都经常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因此当黑心老板出现拖欠工资问题时就难免被官员弱化，甚至是偏袒，北京有关部门在日前就公开扬言采取措施要打击所谓“恶意”讨薪行为。在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情况下，拖欠农民工工资自然也就成了积重难返的问题，而且大量的事实也再说明这一点。
二、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对处于恶劣环境之中的农民工的身体而言，一旦患病只能是望医兴叹
据2005年12月28的《人民网湖北》报道，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近日组织12家医院对1．4万农民工免费体检发现，40％左右的农民工在带病工作。而活动参与者之一的武汉现代泌尿外科医院客户部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体检出有病的农民工90％未接受治疗。据统计分析，这些不愿就诊的患者主要从事建筑、装修、环卫、家政、保安等工作，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强度大、卫生条件差。
中国是世界上职业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了解，目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２亿人，而在这2亿人群中，农民工就占了九成之多。职业病常常让农民工“命丧打工路”，2003年，在福建省仙游县东湖村石英厂打工的贵州省的农民工有上百位农民感染矽肺病，１９人相继死亡，而在2004年，贵州省的紫云县百名到广西打工回乡的农民中，就有40多人染上矽肺病，数人死亡。职业病如一些新的有机溶剂导致的职业病危害加重，不少农民工因此中毒身亡。江西是劳务输出的大省，每年有460万人外出务工，该省有机溶剂职业中毒病例历来以苯、甲苯等导致居多，尤其是近两三年来，陆续出现了新的有机溶剂导致的职业中毒者，像高安市田南镇16岁的少女付会梅在广东东莞一电子厂打工，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就因三氯乙烯中毒在痛苦中死去。农民工为了谋生，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之中，死亡似乎成了他们生活当中无法避免的组成部分了，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2004年全国死于工伤人员高达13．6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特别是在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3个农民工集中的行业，农民工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而今年农民工的死亡速度又是大踏步跨了一步，不妨看一下多家媒体的报道，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报告时指出，一些用工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安全没有保障等问题没有明显改善。据统计，目前我国患职业病的有一半以上是农民工，因生产不安全事故死亡的人数90％以上是农民工。以一年前发生的河南大平矿难为例，该矿4100多名职工中，主要是来自河南、山东、四川、安徽等省33个县的农民工，矿难遇难者，95%的人员为农民工。
农民工打工除了生命经常的受到威胁外，身体因打工受到伤害也是触目惊心的，在珠江三角一带打工的农民工，在几年之内竟然发生4万多手指被冲压机压下来的现象，根据广东某媒体报道，1998年仅深圳龙岗和宝安两地对外公布的工伤个案就达到了1万多宗(多数都是断指事故)，而绝大多数都是年纪非常年轻的，有的才16、7岁，他们的不幸成了那里医院的滚滚财源，医院每天平均急诊在15到20例，有时更多，而接一个手指，医疗费用就是5000多元人民币，但更多受伤的农民工恐怕只能是落得个终身残疾，因为他们不可能承担起昂贵的医疗费用。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中，没有谁能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患上各种各样的职业病，只能是凭运气了。
伟人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身体对农民而言几乎就是他们未来生活的源泉，一旦身体出现不健康问题，那么就意味着未来的生活只能是绝望。农民工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工不得不放弃自身的健康问题，一是他们目前所赚取的薪水必须维持家庭生活的最低支出，因为家庭没有农民工的收入，家庭就无法支持。二是，现在的医疗对于百姓，尤其是对农民工而言，那是一个恐惧的话题。本来平时的生活都紧巴巴的，一旦患病更是雪上加霜，而高昂的医疗费用对农民工而言只能是望医兴叹。所以当农民工一旦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就只能是“小病扛、大病拖”，而有病不敢去看病，更不敢去住院的现象就成了农民工的现实写照。而“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 三天医疗费，一生还不起”等这些辛酸的顺口溜，就更加生动的反映出农民工在医疗方面的无奈和悲伤的情景。不妨看几个农民工在医疗方面所遭遇到悲惨的案例：据《成都商报》报道：从四川来到浙江打工的46岁的尤国英在今年10月24日因患高血压脑出血，住进了台州医院路桥分院。由于家属无力负担每天都要4、5千钱元的医疗费用，几天后家属被迫无奈放弃医疗，活人尤国英被医院的救护车送到了火葬厂。另据2005年8月8日《海峡都市报》报道，福建省的农民工郑铿弟因车祸被送进连江县医院抢救，3个多小时后不治身亡，他是不应该死的，但由于郑铿弟因为交不起100多元钱迟迟输不上救命血才死去的。看病钱少是这样的结局，如果没有钱，就是濒临死亡去医院急诊，无论是农民工怎样长时间喊“救命”，其结果也不会得到冷血医生的救护，只能惨死在医院里，《新京报》年前就报道过这样一个事件。表面上，造成几个病重患者悲剧的原因，是钱的问题，但更深层暴露出了目前无视生命的医疗制度，是产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三、教育是个人或国家的未来，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似乎却没有未来
很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农民，几乎是背井离乡举家进入城市进行打工来维持眼前的生活。但暂时安顿下来之后，不得不面临着子女上学的问题，尽管国家的法律规定，人人有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应该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然而随着教育的产业化，不要说城市里的孩子都无法享受免费义务教育，何况倍受歧视的农民，别说免费上学没有门，就是有钱入学也困难，因为在中国受教育要受到户籍制度的强有力的制约，城乡二元结构处处显示它的威力。话说回来，尽管教育走向的产业化，有钱可以进入城市中的学校读书，但这对仅能维持或无法维持生活现状的农民工而言，不菲的借读费是其子女上学高不可迈的一道门槛儿，子女上学的问题就成了农民工头痛的问题。
在四川省有媒体记者调查：目前成都市进城务工农民大约上百万，保守地算，一半的家庭有一个子女需要接受义务教育，就有几十万。尽管政府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容纳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还是少的可怜。在城郊接合部的子云路周边，10年前的居民仅500户，由于大量中青年农民进城务工，如今已发展到1．5万户之多，有近3000多名适龄儿童急需上学，而可以容纳子女上学的学校是由旧厂房改造而成，据建筑界有关人士介绍，该校的围墙和教室的墙体严重不合规定，均为12公分厚度，远低于规定的24公分，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且教室采光严重不足，未能达到办学的基本条件，但该校目前只能容纳300名学生到校上课，也就是说还有90%多的农民工的子女无法入学读书。
在江苏南京，约有60万至70万外来流动人口，有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6万至7万，这其中生存比较困难的农民工子女有4万多，而这些困难子女的家长主要是通过替别人打工及靠捡拾垃圾或靠贩卖蔬菜为生来糊口，显然这些农民工的子女上学只能是梦想而已。
在广东外来人口有两千多万，流动儿童少年近百万，至于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用政府官员的话讲：“全部进入公办学校让政府举办更多的学校都不现实。”其结果农民工子女能否解决上学的问题，似乎并不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就差没有说“谁让他们不幸生在中国拉”这样没有人性的话了。
即使农民工的子女能到学校读书，但通常的情况下，农民工子女所受的教育环境是相当恶劣的，有的学校就是过去的简易厂房改建的，有的教室里竟然73个学生挤在一起，前排课桌离黑板只有一米半，2个学生挤在一个凳上。绝大多数学校都没有音乐、美术、电脑专用教室，更谈不上图书、实验和钢琴等教学设备，不能按正常要求开课。但即使是这样的学校也不能满足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当然比起那些把父母的摊位及人力车等当成课桌还是要好些的。
据悉，2003年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这个调查，是目前全国范围内针对流动儿童生活状况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一年，在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9个大城市，访问了12000多名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和7800多名儿童。在调查中，3到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比例为60.7％，低于城市户籍儿童入托率；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超龄现象也比较严重，有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少年的31％和10％。另外，在学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到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亲进城的农民工子弟则有近2000万。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
农民工子女上不起学或辍学，表面上农民工收入问题，而更深层的问题是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及无视子女受教育权利的做法造成的。但问题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问题上，更重要的是，由于农民工子女这种天生的受到歧视及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的结果，势必要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受到严重的伤害，而这种心理如果伴随着他们的成长，随着他们的年龄的增长，他们自然会形成一种天然的反社会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及势力一旦形成并成为行动的话，那么对社会的冲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希望政府官员不要短视。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4年中国农民工月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雇用农民工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一年平均雇用一个农民工的成本节约是9552元，以全国1亿2000万农民工计算，2004年全国因雇用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高达1兆1462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8.5%，几乎等于中国当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的节省。从这个统计数字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工为中国的城市走向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城市中最苦、最累的活几乎由他们承担，而他们在建设美好的城楼的同时，他们却生活在非常简陋的工棚及肮脏的贫民窟之中，然后更糟糕的是，相当多的农民工辛辛苦苦干活一年，连血汗钱都拿不到手中，为讨薪不仅要付出劳动之外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农民工有病看不起，哪怕濒临死亡，医院都置若罔闻；众多农民工的子女被排斥在学校门口之外，等等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几乎成了农民工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中国是一个有着8亿农民的国家，在城里打工有1．2亿人，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3．5亿人，随着农民在家乡的生活越来越难以维持，那么进城打工的农民只能是越来越多，如果城里还是一如既往的那样对待农民工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的必然会发生剧烈的震荡。希望政府三思，在不光制定优惠农民工政策的时候，更应该做的是落实执行优惠农民工的政策。而一个政府宣传的小康社会及达到“盛世”的国家，如果与农民或农民工没有关系的话，或者说农民工仍然还生活在悲惨的状态之中的话，那么政府所宣传的东西不仅不能取信于民，反而令世人贻笑大方。因此说，农民的生活状态的好与坏是衡量中国是否进入了小康社会和达到了盛世的标准，否则的话，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梦呓。
写到这里，笔者想休息一下眼睛，但闭上眼睛，那女农民工跳塔坠地时溅出的鲜血四处流淌的画面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默默的祈祷：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不再出现这血色的画面，期待着农民工不再生活在悲惨的状态之中。2006年1月7日于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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