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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知道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是怎么回事。但是有几人知道“洗脑”是怎么回事吗？尤其是强行对人进行“洗脑”又是怎么回事吗？
洗脑本质的含义是：用一切手段将符合自己利益的错误虚假的认识与思想去灌输给他人。从《人类行为大全》一书，又可以知道了强行“洗脑”的定义：“在施加压力（包括使用暴力手段）的条件下，实行的一套强化的宣传技术。”
在专制国家里，洗脑是这个国家的重要职能，洗脑现象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你意识到还是意识不到，你都是处于洗脑之中。首先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制定一套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控制系统，但这套意识形态在表面上还是很冠冕堂皇的，从字里行间闪耀着这样的观念：这个国家是属于人民的，所以统治者制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了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相信这套理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通过各种媒体宣传这些东西灌输给人民，让人民相信只有他或他们才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只有他或他们才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他或他们就不会有新国家，而他或他们的统治或领导地位是历史或人民选择的，由于统治者每天通过各种媒体不断的这样宣传久而久之，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就真的形成了一种宿命的思想或观念。当统治者天长日久这样道貌岸然的宣传，被少数人发现他或他们在言行方面是严重的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或甚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时候，他或他们就把这些发现他或他们露出狐狸尾巴或是披着羊皮的狼的人，他或他们就采取莫须有的方式，告诉人民这些人是人民的公敌，为了让人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他或他们会代表人民对敌人是毫不手软。这样对那些有对他们那套意识形态或政策质疑的人就会采取强制措施，也就是用暴力手段来进行打压。对于这些敢于质疑统治者虚假、谎言及揭示事实真相的人，他们绝对不会容忍的，他们知道自己存在的方式——必须得控制住一切人的思想，只有控制住人的思想，他或他们才能在统治地位上赖以生存下去，所以对有异议思想的人，他或他们会毫不犹豫把这些人置于死地或者投入监狱之中。对于掌握实权的人而言，只要他或他们认为谁构成对他或他们的权力有威胁的时候，哪怕是有丝毫怀疑的话，无论是谁，也不管地位高低，通常都会是没有好下场的，重者死，轻者投入监狱，无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如何，概莫能外，一个都不能少。
对投入监狱的人而言，官方所要做的不再是用宣传的方式对其进行洗脑了，而且是强制性的，因为他或他们知道以往的洗脑方式对异义人士已经是失去了作用，关押在这里的政治犯就成了警方责无旁贷的洗脑对象。
史海这些人所在的大队名称叫教导大队，这个大队是专门为关押政治犯而新设置的，从这个大队的名称就不难想象其中的含义——职能就是想教育指导他人服从权力者所需要的思想，用官方的话就是要政治犯在这里统一思想，手段当然采取的方式将是强制性的，说白了使用暴力就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一个特别注重所谓伟大或崇高目的的政党，从来都是不会忽视卑劣、肮脏手段的，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人，总是无法摆脱华丽的外衣下所无法掩饰的血腥生活。
这个大队分为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主要关押在这里集中的政治犯。第二中队还有一个专属名称叫矫正队，是为政治犯出现反改造行为专门设立的，那里的管理比一中队管理得更要严格，用管理政治犯的刑事犯人的话讲，那里是“狱中狱”，翻译过来就是狱中的监狱，未来的日子里有一些政治犯要在那里度过漫长的时光，至于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是后话。
自从教导大队的大队长郎国平给政治犯做完洗脑讲话以后，每天早晨六点三十分到晚上八点三十分，政府安排管理政治犯的刑事犯人就让政治犯坐在水泥地上放着的小板凳上，这段时间美名其曰称之为“学习”。实际上，也就是每天的体罚和“洗脑”。
每天“洗脑”的内容就是灌输政治犯先要有犯罪意识——即要有认罪悔罪的态度，监狱认为政治犯通过先背诵由天朝司法部制定的及司法部部长蔡诚签发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中的内容是奠定“洗脑”的基础。
《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共有五十八条，有三千多字，从《规范》的名称中就让人感觉人在这个规范面前，人就成了罪犯，人就不成其为人了，尤其对无罪被关押进监狱的人而言，罪犯两字其内容对无辜者就是一种歧视及侮辱，让人的尊严荡然无存。在这个《规范》面前，无论是有罪或无罪的，就是让被关押人员认清或承认自己是个罪犯，人的尊严及人格在《规范》面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规范》中无论是从陈述句的语言风格上，还是具体的内容等方面都凸显其缺乏人性色彩，规范内容中随处可见的这个“不准”，如“不准指名要药，不准素要休息诊断书”、“不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传播和传播政治谣言”，但可笑的是在天朝所谓谣言大多数都成了事实，那个“不得”等带有训诫口吻的用语，在这些带有藐视、凌辱内容及语句中，人的尊严被抛向了九霄云外，卑躬屈膝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是犯人就要认罪悔罪就要老老实实地接受监狱的改造，以便重新做天朝要求标准的人。《规范》内容，其中多数条款是劳改城第一监狱提供的狱中规范内容，实际上司法部制定的规范也基本上是以所谓的劳改城第一监狱的特色经验作为制定监规的蓝本，这一点从天朝司法部发行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录象就可以证明，很多这里的场景如监狱中监舍大楼及大院的场地等景象不断地出现在录像的画面中。
“洗脑”洗到什么程度为标准呢？用教导大队的大队长郎国平的话来说：“那就是你们睡着了，在梦里都在不停地背规范，达到那种程度，你们才算达到标准的40%，剩下的60%，我不说你们也会明白的。”言外之意让政治犯在行动中再达到剩下的那60%的标准，说白了政治犯的言行就是要按专权者的指示去做，用他们的话讲就是要做他们所需要的“螺丝钉”或“一块砖”，任他们拧来拧去或搬来搬去，而且还得是甘心情愿无怨无悔达到条件反射的程度，这样就可以实现了狱中要求的洗脑的第一步。
在“洗脑”以后的时间里，刑事犯人按照狱警的要求，常用“车轱辘”战术，想促使政治犯达到滚瓜烂熟地背诵《规范》的程度。“车轱辘”战术的具体内容就是让数名刑事犯人轮番考一名政治犯，没有时间限制，直到被考的政治犯能把《规范》内容被熟为止，刑事犯人把这种方法叫“软处理”。如果软处理不行，就来硬处理。也有时两套方法结合着使用，也就是采取所谓的“软硬兼施”的措施，政治犯王贵生就是这种方法处理的对象。
王贵生是一个老实憨厚的平平常常的一个外地人，在监外常年过着乞丐的生活，他没有文化，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平时低三下四的在街上行讨，只是在那个时期看不惯当局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在街上把掉在地上的一张传单检起来张贴在墙上，虽说他连传单上的内容是什么恐怕都不一定知道，但他出于本能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在他刚刚张贴完，还没有转身的时候，就被抓个现行。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善意举动，随后遭逮捕并以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三年。在“洗脑”的过程中，王贵生由于不识几个字，“车轱辘”战术也就是软处理方法对他收效甚微，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管理政治犯的一个五大三粗的皮肤黝黑的孙权和肥胖的曲爱国两个刑事犯人把王贵生拽到监舍前面的过道上狠狠地摔到在地上，随即一阵狂踢乱踹，也不管踢什么地方，踹什么部位。杀猪出身的孙权觉得踢踹不过瘾，抄起椅子接连不断地往王贵生身上砸下去，王贵生抱着头卷缩在地上哀叫。王贵生忍无可忍在一次上厕所之机，趁刑事犯人不注意，跑到楼下，把此事向狱政科领导汇报，结果不仅没有把王贵生挨打之事当回事，反而指责王贵生下楼违反《规范》中“有事预先请示”的内容，当既遭到狱政科狱警和严管队犯人的殴打，然后由严管队犯人把王贵生拖回教导队。教导队的刑事犯人为了报复王贵生出去汇报，给王贵生开了一个“小灶”，让王贵生在半夜十二点之前不准睡觉，坐在小板凳上不停地重复刑事犯教他背诵的《规范》条款。
教导大队大队长郎国平在对政治犯宣布要进行“洗脑”后，柳刚随后宣布自己不接受“洗脑”措施。
史海和韩流、陈默、梁书豪等人宣布自己无罪，因此，所谓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对无罪的人不适用。
章鸣、孔险峰等公开说：“被改造的不应该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人士，而应该是阻碍社会进步车轮的螳螂似的家伙。”
安福兴、李静娥认为：“洗脑”是对人精神上的一种折磨”。
司伟、李杰对刑事犯人置之不理。
这些政治犯在柳刚起草的一份声明上签字，声明上写到：对没有犯罪的人灌输犯罪意识，那是一种严重的侵犯践踏人权的行为，那是对人意识的一种强奸。并郑重地告诉当局，我们的大脑是属于自己的，决不作别人的跑马场。
声明交上之后，郎国平指使刁中队长和刑事犯人把在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与没有签名的政治犯分开，以免被认为态度强硬的反革命或反改造分子影响其他人改造思想。
被分开之后，被集中到这里的政治犯就形成了两个小组，并分别安排在楼下两间教室里继续进行“洗脑”。
一组就是这些外来的政治犯，就是在柳刚起草的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组成一组，他们是史海、韩流、陈默、梁书豪、柳刚、章鸣、孔险峰、安福兴、李静娥、李杰、司伟等十一名政治犯，这些人被刑事犯安排在楼下一间潮湿并带有一股呛人气味的已是仓库的原教室里，准备对这些政治犯继续进行“洗脑”。
另一组是在没有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他们分别是先来到这里的政治犯，他们这些人大部分是当地人或外地在这里生活及打工的人，只有一名是来自D省的一名政治犯，他叫迟寿柱，原本是铁城市周边某个城市工厂的工人，他是D省某市判刑最早的一个异议人士，在天朝镇压民主运动后，他两次上街进行演讲并谴责当局的残忍，当地官方对此怒火万丈，立马把这个敢堵抢眼的“烈士”收监判刑，然后快速送到C省劳改城，等史海这些人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被关押一年多了。
他们这些先来到这里的政治犯，其中有一个是天朝发生流血事件期间出现的赫赫有名的人物，之所以说他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就是因为他当时正好出差在天朝首府那里赶上流血事件，又恰好被一个美国之音记者采访，因亲眼看到天朝首府的“流血事件”，并把“流血事件”用语言描述出来，他被采访时，其中他愤怒的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这些人是暴徒，难道这些被打死的妇女是暴徒吗？这些被打死的学生和孩子是暴徒吗？”他的讲话很快在国际媒体上被报道出来，天朝首领知道后很不高兴，所以后果很严重。当他从天朝首府刚回到本地，人还没有到家门，就遭到了逮捕，而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并被判刑十年，随后官方在国内媒体大张旗鼓地公布了这一荒唐的判决，因此他成了当时赫赫有名及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是C省本地一个工厂的销售科长，这个高大魁梧、四方大脸、性格耿直的人，他叫肖斌。
二十七岁的田晓明，他个子虽然高但瘦弱得像根电线杆子似的，一个看起来风大一点都能刮倒的人，一个平日里寡言少语属于内向性格的人，因不满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寄信表明自己观点，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刑七年。田晓明不善言谈，但却是个性十足的人，当狱警和管事刑事犯人为孤立那些外来的政治犯多次警告本地的政治犯不要与他们接触和进行交流，但他似乎对这些当成了耳旁风，一次家里人来探监，给他带来一些茶蛋，他提着一塑料袋茶蛋放到韩流身边，也没有说什么就回到了自己位置那里。韩流用敬意的目光看了一眼田晓明，想过去说点什么，担心给他带来负面的影响，就没有走过去，有些事情还是记在心里吧。韩流把一些吃的东西，分给柳刚、章鸣等人，管事的刑事犯很快把此事告诉了郎国平。晚上九点多钟，郎国平把韩流找去训话，说他违反“伙吃伙喝” 的监狱规定。
韩流说：“你们安排的管事犯人白恩才曾经说过，家里接见时带来的东西，可以分给其他的人。”当时韩流对 “东西可以分给他人”这句话，理解成给谁都一样呢，实际上远不是这么回事。政府安排的管理政治犯的刑事犯人白恩才所说的这句话不过是一个暗示、一个圈套。分给他人所指的并不是政治犯，而是管事的刑事犯人。再此之前，D省籍的政治犯在接见时带来的东西几乎都“分”给刑事犯人，如果分给政治犯，显眼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
韩流的话刚一说完，郎国平便加大嗓门说：“在教导大队，白恩才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你在一次开会时，不是说，管事的犯人是你们安排的，不听他们的话，就是不听你们的话吗。”
“我说你这是狡辩，我说你违反了监规，就是违反了监规，你先给我写一个检讨再说。”
在教导队里刑事犯人可以相互要东西，互相在一起吃喝。白恩才和吕红军几乎是天天晚上用狱警的电炉子炒菜，在狱警的办公室里伙吃伙喝。刑事犯可以勒索政治犯的罐头、香烟等物品，甚至在晚上趁着政治犯睡觉的时候，头他们的毛衣、线衣、暖瓶等日用物品，并拿着偷窃来得东西与别的大队犯人换东西，但政府官员对这些刑事犯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而政治犯所做的事情，哪怕是难友之间的一点点人情往来，都被视为大逆不道、违反天规地律，横加挑剔。
狱警对韩流尽管嘴硬，但没有对韩流怎么样，不过却让田晓明罚坐小板凳到半夜12点才允许睡觉。
二十五岁的C省本地某校的教师李德军，个头不算高，但外表显得特别憨厚朴实，性格温和，说话慢声拉语、彬彬有礼，因在戒严前张贴支持学生运动的传单，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三年。
差不多有七十来岁的C省本地某校英语教师刘允伸，因在那个时期的“六四”期间，把收听到的“美国之音”录下来给学生听，此行为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四年。
C省本地某厂工人阎兴安，在那个期间因醉酒时指着兜里的酒瓶对一名警察说：“赶快呼吁，让北京停止开枪，否则把兜里的东西弄响。”此行为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四年。
C省本地某村的农民徐佰泉，他是复员军人，因给北方军区某司令员写信，要求北方军区阻止天朝镇压学生运动，为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八年。此人在被关押期间由于长时间遭到残酷的虐待，精神上已经出现问题。在此之前，徐佰泉至少两次被砸上铁镣、带上手拷被关押在严管队里，常常被打的卷缩在铺板下。在韩流一次进小号后又被转到严管队时，严管队一个叫胡伟的刑事犯人提起这件事时说：“你们就不能学学徐佰泉，让他站着不敢坐着，让他趴在地上，不敢仰面躺在地上。”从胡伟的话中，韩流不难感受到徐佰泉遭受虐待的过程。徐佰泉曾经是个装甲兵，身体非常健壮，然而由于徐佰泉不断地遭到折磨，他的精神几乎是崩溃了，徐佰泉常常处于那样一种状态，深更半夜在惊叫中醒来，然后面对着墙伫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白天常常躲在厕所里的一个角落处，脸部朝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徐佰泉略有些清醒时，为了减轻自己一点点的痛苦，竟然用烟头灼烫自己的手腕的方式。尽管徐佰泉的状况已经这样了，但狱警和刑事犯人还是不断地对他打骂。
与田晓明同城的赵军路，入狱前不到二十岁，他的判决书写他捕前无职业，判他罪行的依据是说他在那个时期窜往各高校煽动学生闹事，最后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六年。
C省在天朝镇压民主运动之后，在对待参与民主运动人士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把一些人判刑并投入监狱，以此来表明C城的官员同天朝首领保持高度一致的态度。虽说C城的官方表面上和天朝的首领在态度上保持一致，但从被判刑人的背景来看，他们似乎还留了一手，对那些参与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及组织工人集体上街游行抗议的组织者没有进行任何处理，他们投入监狱的人更多的好像不是“散兵游勇”，就是临时在街上抓的，好像是在应付天朝首领，从那些被判刑的所谓犯罪内容随意性很强，甚至抓捕了一些外地人来充数。
六十多岁的焦致军老家在外地，早先在家乡村里做会计工作，到了一定年龄村里的工作也就不用他了，在家也没有劳保，单纯靠儿女养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虽说养儿防老是天朝提倡的优良传统及美德，而且还写入了宪法之中，冷丁一看天朝还挺重视孝道的，但岂不知这是天朝不负责任的一种很低劣的政策或做法，本来养老问题是政府的职责，但它把这一责任推给了个人或家庭。但对于农村大多数家庭而言，由于收入少，抚养老人就成了负担问题，所以老人不忍心拖累子女就进城打工。焦致军就是属于这类老人的其中之一，离家常年在外打工，那一年在外打工正赶上天朝首府闹学潮，老人看不惯政府欺负学生的做法，就与另外一个在外地打工的一个四十来岁的同乡，他叫郑全力，以“老百姓党”的落款给政府写信要好好善待学生娃娃。结果俩人很快就遭到逮捕，并以反革命集团罪分别判十三年和五年。当时不知道是地方政府气急败坏的原因，还是凑数迎合上面交差的原故，在这里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人的行为很多让人感到滑稽甚至是荒唐，先说焦致军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罪，集团的定性要件起码人员要三人以上吧，但这里司法部门似乎不管这些，俩人反革命集团罪也成立，而那个叫王贵生的就是从地上捡起一张传单贴在墙上，就获刑三年。其他人员多数不过是行使了一下言论自由而已。
他们这些政治犯在一年前就先于史海等人到了这里，他们到了这里并没有先开始给他们进行洗脑，当时全国关押大量没有判决的政治犯，天朝当时根据这里的监狱在改造政治犯方面的历史经验，计划在这里设点准备集中关押大批的政治犯在这里服刑。他们这些先到这里的政治犯，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准备要新建的两座监狱大楼才刚刚奠基，所以他们就成了建监狱楼的劳工。等到这里两座准备关押2千人以上政治犯的新建成的监狱大楼完工后，国内的形势发生的变化，原本关押的人数没有达到关押人数的要求，结果就北方几个城市的政治犯准备集中到这里，按规定史海他们这些政治犯来到这里应该不是最后一批，但其它外省获知这里太过分残忍的对待政治犯后，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反正就没有把他们那里的政治犯再送往被国际社会称之为“魔鬼监狱”的地方来。
这些抓来的劳工干完苦力活不久，D省及天朝首府的部分政治犯来到了这里，随后每个政治犯无法逃脱的“洗脑”开始了。
“洗脑”时间，每天从早晨六点三十分到晚上八点三十分，中间两次吃饭时间除外。每天下来，政治犯都腰酸腿疼、脖子硬邦邦的。
经过二十天左右的从早晨六点三十分到晚上八点三十分强行“洗脑”之后，教导队开始让政治犯进行笔试，以此来检验政治犯是否答到40%的“洗脑”标准——也就是把《监狱规范》背得滚瓜烂熟的程度，也就是测试一下政治犯在洗脑方面是否达到了条件反射的程度，条件反射本来是巴普洛夫在生物学上发明的一个概念，巴普洛夫在对狗进行试验后，他发现了狗具有条件反射的功能，在试验中，让狗听到铃声后，就给它食物，时间久了，狗听到铃声之后，本能地会联想起食物来，并流下兴奋的哈喇子了。如今监狱把生物学家对狗的试验经验用于人的身上了。猴子演变成人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万年，但把人退化到狗的地步也许只是一瞬间。
在这次考试当中除章鸣一人一字未答外，其他“流放”到这里的政治犯基本上都通过了这次考试，达到了初步的条件反射的程度了，按着狱警要求去做，皮肉就不会吃苦，如果不按着去做，如王连生遭遇的皮肉之苦就会在他们身上体现。条件反射是后天获得的经验才会形成习惯的，洗脑也是这样的，人经过长时间的洗脑后，人的大脑系统就会形成固定的反应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经过洗脑后会不知不觉形成的，还有一种是通过强制或被迫形成的。由于章鸣拒答这次考试，他没有形成条件反射，结果他每天被单独留在监舍里，每天从起床开始到晚上睡觉期间，都要坐在一个不到一尺高的小板凳上，让他背诵规范。在他旁边有三个刑事犯负责看管他。
在这次考试之前，有人建议罢考，柳刚说：“这次给他们一次机会，如果在考试之后，再继续对我们进行强行‘洗脑’的话，那性质就变了。那他们就是对我们进行精神折磨，不仅仅是停留在肉体上的惩罚了。”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韩流接着说了一句之后，陈默也随口说道：“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陈默说完这句话，大家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大家的笑声自然会传到郎国平的耳里，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他不由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笑的人。”他知道这些血气方刚的外地人刚从看守所出来，那股嚣张劲还在拉满弓的箭上，他相信他们会有强弩之末的时候，所以对之前安排的那次考试如此顺利，他并没有当回事，他知道未来的冲突是在所难免，尽管他不希望这样的场面的出现，但这一天还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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